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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念国聊满清末年官场:当官要趁早

admin 2022-11-20 16:13 17429人围观 灯塔严选

       文/刘念国

       不吹不黑,袁世凯虽是“独夫民贼”,却也雄才大略,打仗、练兵,理政、治世、牧民,都是一等一牛人,“项城袁氏”也是赫赫有名的望族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的叔爷爷袁甲三,是“项城袁氏”大家长,和湘军集团大佬曾国藩,都是穆彰阿的门生,硬要算,袁甲三还是师兄,领先曾国藩一科。

       剿灭太平军、捻军时,曾国藩如日中天,官拜钦差,统管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上海四省一市,把江南半壁江山攥在手中,主攻太平军;袁甲三也不遑多让,官拜漕运总督兼任江南河道总督,主攻捻军。

       总之袁甲三和曾国藩,算得上“一起同过窗,一起扛过枪”的师兄弟。

       上文曾说,蔡锷14岁时,以总分第2名的成绩,考取了著名的时务学堂01班,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梁启超、语文老师谭嗣同,如获至宝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13岁时,读圣贤书虽远不如学霸蔡锷,但酷爱兵法,常不惜重金搜罗各版兵书战策,被人讥笑“袁兵痴”,又6岁骑马,精习洋枪,立志学“万人敌”,尝自谓“三军不可夺帅,我如能掌十万精兵,足可横行天下”,后曾手书一联:“大野龙方蛰,中原鹿正肥”。

       “三岁看小,七岁看老”,少年袁世凯的枭雄面目,呼之欲出,更兼知行合一,贵在出社会早,“官家的孩子早当家”,毛还没长齐,就来到南京,给自己做道台厅官的嗣父(养父)袁保庆当秘书,打理道台衙门的日常。

       金庸最喜欢的韦小宝韦爵爷,和袁世凯一样,小时候也在南京扬州长大,不同的是袁世凯从小混的是官场,打交道的起码是七品处级以上领导,整天厅里厅气的。

       韦小宝混的却是夜场,打交道的是卖春的、买春的,莺莺燕燕、金主恩公,浸淫着半两银子一匣的迷迭香和赤裸裸肉θ欲的意趣。

       但官场和夜场,同属名利场大染缸,颇多异曲同工之妙。

       一是大家都不容易,官场是七个萝卜抢一个坑,夜场是一个晚上只有那么多恩公,要想占坑上位,要想把恩公摁在床板上,都很难搞。

       二是优胜劣汰,残酷的丛林法则,赢了的朱门酒肉臭,输了的路有冻死骨,因此出名要趁早,试错也要趁早,官场和夜场,都要从娃娃抓起。

       先说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,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儿,7岁就和堂弟袁保恒、袁保龄,一起受读于袁甲三。

       袁甲三管教子侄非常严格,“昼读圣贤书,夜习弓马刀枪”,兀兀穷年,焚膏继晷。

       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,率大军剿灭捻军时,又把袁保庆等成年子侄召入军中,一边聘睢州大儒吕新吾、汤潜庵授课,一边让他们参与军事行动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作战勇敢,“凡大小数十战,皆身先士卒”,32岁时带敢死队收复安徽六安,百忙之中,还顺便回老家参加省试,轻松考中举人。

       上马挥刀砍人,下马提笔文章,袁保庆于是被老佛爷早年间的当红炸子鸡胜保,大为赏识,保荐为副厅级干部(光禄寺署正,六品)。

       唯一的遗憾是,袁保庆没有子嗣,于是在大家长袁甲三授意下,袁保庆的哥哥袁保中,把自己的第4个儿子袁世凯,过继给了弟弟——袁世凯的生父是袁保中,嗣父是袁保庆(原叔父)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,是“项城袁氏”长门长孙,也是唯一没有入仕的“袁氏二代”,只是弄了个不拿工资的市政协副主席参政议政。

       当袁甲三、袁保恒、袁保龄、袁保庆等都在外做官时,“项城袁氏”老家的几十口人,同住一个钟鸣鼎食的豪华巨宅,主持家务的就是袁保中。

       “项城袁氏”官宦隆盛时,两进士两举人,跻身正厅只是及格,坊间于是风言风语“项城县官最难做”。

       袁保中便定了五条家规:

       1、严禁干涉政令,“无论谁家官事,袁家一概不管”;2、严禁替人说情,“万不可持名片、拜帖,到衙门说事”;3、严禁对本地官员和官府评长说短;4、足额缴纳税银;5、足额完成徭役。

       这五条家规,人手一份,“违者逐出家门”,袁府上下无不噤若寒蝉,严格律守。

       虽树大招风,但从咸丰到民国初,七十年间,袁府从未给袁家在外的高官添乱,尤与地方官府及周边四邻和睦相处。

       说回袁保庆和他的养子袁世凯。

       “项城袁氏”大家长袁甲三1863年病故后,袁保庆更加崭露头角,他虽是书生从戎,但很能打。

       尚店寨一战,袁保庆“亲持洋枪”督军一线,与捻军交战50多昼夜,阵斩李如松等19名捻军将领,击毙、俘虏捻军3500人。

       袁甲三在世时,有个部下,叫马新贻,进士出身,《清史稿》称他“持躬清慎,办事公勤,擢任大籓,治绩卓著”,是个能吏。

       但99%的能干人,早年都吃过瘪。

       1858年庐州保卫战,时任市委书记的马新贻,被太平军头号悍将陈玉成击溃,官印也丢失乱军阵中,被革职留任,“以观后效”。

       袁甲三知人善用,知道马新贻能打能拼,文武全才,庐州战败,只是“一时之失”,故两年后以钦差身份,力保马新贻复官。

       马新贻也不负首长信任,年年立功受奖,一路扶摇直上。

       袁甲三1863年病逝,5年后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,兼通商大臣,他感念老首长的提携庇护,又深知袁保庆是个难得人才,便举贤不避亲,力荐袁保庆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便带着13岁的袁世凯,来到南京,在马新贻的加持下,左手文右手武,两手抓两手硬,先是出任江宁督标营务处总办,类似今天江苏军θ区办公室主任兼纪θ委书θ记,不久又出任江宁盐法道,正三品大员,主管江苏主要税赋。

       重点说一下波诡云谲的“刺马案”,以及13岁袁世凯对该案的神预测。

       1870年夏,马新贻视察卫戍部队打靶操练后,返回总督府途中,被张文祥一刀刺死——这就是著名“四大奇案”之首的“刺马案”。2007年陈可辛大片《投名状》,就是再现这个奇案,影片中,李连杰饰演马新贻,刘德华饰演曹二虎,金城武饰演张文祥。

       马新贻身为权柄煌煌的两江总督,竟在警卫森严的官邸门口遇刺,朝野震惊,诧愕悲悼。

       凶手张文祥虽掷刀俯首就擒,但案子太过吊诡,查了大半年,换了两拨人,仍云山雾罩。

       慈禧大发雷霆,命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——曾国藩此前两任两江总督,调任直隶后,由曾国藩的大徒弟李鸿章,署理两江一年半,马新贻接的是李鸿章的位置。

       简单说一下曾国藩的主要职务,1864年(同治三年)湘军收复南京,巨寇荡平,曾国藩获封一等毅勇侯,世袭罔替(子孙可以继承)。一等侯爵,是清帝国汉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。

       1868年,曾国藩授武英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。乾隆以后,内阁成员由“三殿大学士+三阁大学士”组成,按照“保和殿大学士、文华殿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、东阁大学士”排序。但是,保和殿大学士自富察•傅恒(1770年)以后便不再设,文华殿大学士虽为“殿阁大学士”之首,但此时“武英班列,已在文华之前”,也就是说,曾国藩已位居内阁首揆(总θ理)。

       一言蔽之,就是《清史稿》写曾国藩的8个字:“中兴以来,一人而已”。

       慈禧除了命曾国藩回南京,又命老成持重的刑部尚书(最高θ院院θ长)郑敦谨,与曾国藩搭班子,联袂复审“刺马案”凶手张文祥,“断非一人行凶,务必严究主使”。

       慈禧这个女人不简单,才具、心智甚至直觉,毫不逊色当年的武曌则天大圣皇帝,彼时她的雷霆之怒,看似雷打得很响,其实在设一个敲山震虎的局,下一盘很大的棋。

       说一下郑敦谨。

       老郑也是长沙人,1835年(道光十五年)的进士,和袁甲三同一科,当官虽比曾国藩小,但资格比曾国藩老,年龄也大8岁。

       老郑不仅饱读诗书,精通律例,是清帝国天字第一号刑狱大佬,还铁骨铮铮,铁面无私,典型的湖南骡子,人称“郑青天”。

       1868年(同治六年),山西巡抚赵长龄、布政使陈湜,防剿捻军玩忽职守,慈禧命郑敦谨大年三十连夜率专案组,驰赴山西查处。

       一月不到,郑敦谨就将山西的两位主官赵长龄、陈湜,一撸到底。

       特别是陈湜,这位年轻的省部级干部,祖籍湘乡,才华出众,不仅是曾国藩的老乡+姻亲+爱将,早年还追随曾国荃,大破安庆,血战长江,收复南京,驰骋东南。又栉风沐雨,率湘军驻守吴淞口,档案袋里塞满了奖状。

       尽管如此,郑敦谨还是严格执法,将陈湜“革职”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这样做有底气,他看过曾国藩此前教育陈湜的亲笔信:“你英年气盛,自思锐志有为,但是,古今成大功享全名者,非必才盖一世。大抵能下人,斯能上人;能忍人,斯能胜人……”

       此外,很重要的一点,郑敦谨自己君子坦荡荡,觉得大家都是读圣贤书的斯文人,特别是在曾国藩这种自律极强、御下也极强的“道德完人”面前,不妨“君子直言直行”——有时候不给面子,反而就是给面子。

       但是,这一次同样大年三十,冒着漫天大雪率专案组出京,查办马新贻遇刺案,郑敦谨却是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,极不愿深究。

       究其原因,此案水太深,太吊诡,真要查出“刺马案”凶手张文祥背后的莫须有“主使”,一来波诡云谲,有还是没有,属于未知数;二来退一万步说,即便有,也绝对是副国级以上高官群体,甚至是整个盘根错节、覆盖全国官场体系的湘军集团,且不说查出来不亚于官场10级地震,光这一场旷日持久的“讼累”,也会直接摧毁清帝国根基。

       这就譬如帝国是一艘巨大破船,船底虽满是污泥浊水,但维持现状还能勉强航行,真要清理干净,爽是爽,船也就沉了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和曾国藩联袂提审张文祥后,更印证了自己的想法。

       张文祥并没有像一审报告说的“言辞闪烁,语言颠倒”,反而异常冷静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几次问到关键处,张文祥只提及“刺马案”系个人所为:“我张某人铁骨铮铮,顶天立地,又岂是他人可收买差使?”

       郑敦谨再严词追问,张文祥要么闭口不言,要么淡定地“只求速死”。

       而曾国藩作为主审之一,全程居然极少说话,明面上是尊重郑敦谨,“郑钦差精通律例,是天字第一号刑狱大佬,审案是郑钦差的专业”,但平静水面下,呼之欲出的,是曾国藩难言之隐的逡巡和避嫌心态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于是连夜秘密开会,召集带来的几位刑部办案高手,认真梳理了“刺马案”的一地鸡毛。

       其一,是一审结果。

       此前慈禧以“五百里加紧”上谕,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,“驰赴江宁,会同江宁将军魁玉,督饬司道各员,将该犯(张文祥)设法熬审,据实奏明”。

       张之万是“中兴四大名臣”之一的张之洞的堂兄,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状元,如今“金榜”还被台θ北故宫博物院收藏。

       张之万“于兵事,若有神授,儒臣治军,风采隐然”,政治舞台和实业领域,也有过重大建树,但硬币的B面,也是个唯上的“磕头虫”,他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,是每天临睡,朝北京磕100个头,说是起拜跪伏,可强筋活血,是个著名“圆润重臣”。

       因此张之万一接到钦差的任命,就表面笑嘻嘻,心里妈妈逼,一万个不愿意,深怕成为马新贻第二。

       无奈朝旨督催,江宁将军魁玉,又急咻咻行文清江浦,催“张钦差”快去接烫手山芋。

       张之万只好把漕标的警卫团精锐,调来保护,近20条大官船,首尾衔接,顺运河南下,他自己则一直躲在舱里。

       其时正值深秋,运河两岸白苹红蓼,映一蓑新绿,风光旖旎。

       这天由河入江,到了瓜州地界,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,便上岸走走,忽然内急,就近找个茅厕拉屎。

       野外孤露,四无遮蔽,倘或此时有刺客,“张钦差”肯定凉凉。

       于是漕标参将、警卫团长大骇,火速带100亲兵,枪上膛、刀出鞘,将茅厕团团围住。

       于是“张钦差”人还未到,拉屎的笑话,先到南京。

       魁玉一见面,便拿张之万开涮:“天下总督,漕帅最阔,拉场野屎,都得100虎贲,刀枪拱卫。”

       张之万唯有报以苦笑:“玉公,我是奉旨参加会审,一切都要仰仗您老。”

       “不然,不然!”魁玉根本不接招,拱着手喊张之万的号,“子青,你不是参加,你是钦差,专为查办此案,我当然一切听你作主。”

       两个大佬一见面,就互相甩锅,那就只能“和衷共济”,看菜下饭。

       最后的结果,就是按凶手张文祥的口供写报告:

       “凶犯张文祥曾为匪逆,复通海盗,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,剿办南田海盗,戮伊伙党甚多……本年七月二十六,张文祥混进督署,突然行凶,再三质讯,矢口不移其供,无另有主使。”

       重点就一句话,张文祥先当捻军后当海盗,马新贻缉捕扫荡捻军和海盗,杀了他不少兄弟,他是“义字当先”,为兄弟报仇。

       其二,是南京城里首尾俱全、枝叶纷披的传说,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。

       张之万、魁玉主持一审时,张文祥桀骜嚣张,在庭上大言不惭:“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,有何不好!?”

       其三,也是大街小巷疯传的流言蜚语,却比“私通回乱”劲爆百倍,直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下半身。

       说马新贻在合肥代理县长时,曾被捻军俘虏,抓他的就是张文祥,但张文祥早有归顺之心,抓了马新贻,不但不向捻军大佬张洛行报功,反而好酒好菜刻意笼络,还引见两个铁杆兄弟,一个曹二虎,一个时金彪,四个人拜了异性兄弟,然后悄悄放马新贻回去,约定时间,带部投诚。

       事情很顺利,几天后,张、曹、时三人,拉了1000心腹向马新贻投诚。

       彼时主持剿捻工作的,是袁世凯的叔爷爷袁甲三,闻讯大喜,特意增拨500嫡系,过来“掺沙子”,让马新贻统一指挥,编成3个营。

       因马新贻号毂山,所以这支混编部队称为“山字营”,马新贻的三个把兄弟,张文祥、曹二虎、时金彪,都当了“哨官(营长)”。

       马新贻凭这支部队起家,一路大杀四方,扶摇直上,升到安徽藩司(省长)。

       洪杨巨寇荡平,曾国藩大裁军,“山字营”裁撤,张、曹、时三人,都随着大哥马新贻,到藩司衙门当处长。

       这时的马新贻,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三兄弟。

       再后来,曹二虎把他美貌的老婆从乡下接到城里享福,马新贻一见“弟妹”,惊为绝色,就此起意,勾搭上手。

       于是,马新贻常派曹二虎出差,每一趟皆油水丰厚,曹二虎乐此不疲,马新贻亦享床笫之欢。

       终归纸包不住火,张文祥偷偷告诉曹二虎,曹二虎便要杀妻。

       张文祥出个馊主意:“你若杀妻,律例要偿命,大丈夫何患无妻?你索性把老婆送他,也保全了交情。”

       曹二虎竟然同意,找个机会,刚微露其意,马新贻就勃然大怒,痛斥曹二虎侮蔑上司+大哥。

       这样过了些时候,曹二虎又奉命出差,到寿州去领枪械弹药。

       张文祥防他此去有变,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。

       途中平安无事,曹二虎还笑“二哥多疑”。

       翌日,曹二虎独自到总兵辕门投文办事,正候谒见,值班军官突然荷枪实弹,高举令箭,带人把他绑了,只说“曹二虎通捻,铁证如山,立刻军法从事,就地正法。”

       曹二虎一刀斩讫,张文祥痛哭一场,跟时金彪坦言,要为曹二虎报仇!

       时金彪却半晌无语,张文祥便指责他“不够兄弟”,愿独任其事。张、时二人,就此分手——时金彪确有其人,此后在山西当参将。

       再说张文祥,用精钢打造两柄短刀,剧毒鹤顶红淬过,每天勤练刺击手劲,两年下来,叠起五层生牛皮,亦一刀洞穿。

       至于马新贻被刺时,大喊一声“扎着了”,其实是“找着了”,意思是冤家路狭,遁无可遁。

       2007年李连杰、刘德华、金城武、陈可辛的大片《投名状》,正是按上述桥段拍摄。

       其四,是郑敦谨最不愿意听到,也决不相信的,是所谓马新贻与曾国藩心腹爱将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和,马新贻又兼“奉密旨①彻查湘军攻克南京后,“天国圣库”的2000万两银子的去向;②翦除湘军势力,特别是要拿掉曾国藩嫡系黄翼升的长江水师提督”。

       因为动了丁日昌和黄翼升的蛋糕,所以招来杀身之祸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认为,这纯属无稽之谈,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是,张文祥本有刺杀马新贻之心,这是主因。至于是否受了他人鼓惑,一则是细枝末节,甚至是莫须有的诱因;二则这个“他人”是何人,查下去遗祸无穷,只会让大清这艘巨大破船,沉得更快。

       郑敦谨打定主意,为了目的正义,必须牺牲程序正义,终审只能走过场,按张文祥的口供,以及现有证据定谳。

       但即便走过场,有一个“堵人口实”的程序,万万不能省,那就是必须通知对马新贻感念最深、最积极主张深挖“主使元凶”的孙衣言和袁保庆,参加终审。

       孙衣言是署理藩司(代理省θ长),他接到曾国藩和郑敦谨送来的参加终审的“委札(公函)”,连夜兴冲冲去道台衙门找袁保庆商量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,袁保庆仍被委派为营务处总办,兼江宁盐法道,因“刺马案”事起肘腋之间,为稳定各地驻军情绪,袁保庆公事极忙,常在各营巡查,替他料理道台衙门日常的,是他过继的儿子袁世凯,表字慰庭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生得豹头环眼,富态可掬,因小小年纪善骑烈马,时常军营驰纵,长了一双“内八字”的罗圈腿,屁股上还常年挂一支他叔爷爷袁甲三临终送的“五连珠”英吉利快枪,虽年仅13岁,但家学渊源,又久居官场,已尽脱童騃,极其少年老成,再兼腹笥有料,口齿不坏,道台衙门凡有客来,不管官阶大小,如果袁保庆不在,一律归他接待。

       “慰庭!”孙衣言很喜欢少年袁世凯,喊着他的表字,把手里的公文扬了扬,“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?”

       “是!回老伯的话,上午接到的。”袁世凯恭恭敬敬一点头,朗声答道,“但家父昨天下午到扬州查案去了,委札还不曾过目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哦,你拆开看了吗?”

       “看了,我怕是紧要公事,好派专差禀告家父。”

       “令尊何时回南京?”

       “临走交代,明天下午一定回来,正赶得上后天开审。”

       “慰庭,我要跟令尊深谈,”孙衣言神情凝重,“此案忿忿不平的人极多,奈何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所以我们两个人责任重大,要为大家代言。等令尊回府,请你告知,明晚我们务必要见一面。”

       “是!老伯吩咐,我一定禀报家父,不过……”袁世凯幽幽一笑,又道,“我有句话,放肆无礼,不知当讲不当讲?”

       “讲!讲!你常多妙悟,但讲无妨。”

       “不敢当!”袁世凯连连作揖,从容道,“我劝老伯不必把这份委札当回事,更不必有所期望。照我看,本案最后定谳,无非是把张文祥凌迟处死。至于涤相、郑钦差(郑敦谨)发的委札,说得好,是敬重马制台、尊重老伯和家父;说得孬,不过是拿这委札,塞天下人悠悠之口!”(涤相,“涤”,曾国藩表字涤生,“相”,宰相之意。马制台,指马新贻,制台,总督的尊称。)

       袁世凯这几句话,说得孙衣言目瞪口呆,心里奔腾过一万匹草泥马,半晌才无限感慨:“慰庭啊,你还是个13岁娃娃,我的澄思,竟不如你!不过……”他把后面的话生生吞了,原是想说,涤相、钦差的套路,连个13岁娃娃都欺不住,何能欺天下人?

       “老伯和家父,都是当局者迷,总之,是太感恩、太热心,”袁世凯继续老气横秋,“我再说句无礼的话,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,毕竟以后还要在涤相手下当差。”

       “这也有道理,但不免示弱!”孙衣言拍案而起,“我不辞!且不说马制台厚爱,只说我们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无非孝悌忠信,礼义廉耻!我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我要争!”

       争,肯定是争了,争得还异常激烈。

       不光孙衣言,袁保庆更甚,他叔叔袁甲三和郑敦谨是同科进士,因此一开始袁保庆恭恭敬敬称郑敦谨“老世叔”,礼数非常周到,但到了终审庭上,愤怒至极的袁保庆不仅不讲政治规矩,当着曾国藩、郑敦谨两位大领导的面,大吵大闹,很激动地怒拍桌子,甚至拂袖而去,拒绝在“参加庭审”的报告上签字,弄得两位大领导非常难堪,倒让脚镣手铐的张文祥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气冲冲回到道台衙门,当晚就来了几拨有身份的说客。

       主要说辞,有两大坨:

       1.张文祥在严刑拷打之下,血口喷人,说是湘军某某大佬指使,说不定还会扯上江苏巡抚(书θ记)丁日昌、江南水师提督(司令员)黄翼升,却又查无实据,请问袁大人,查是不查?

       因为查无实据,只有口供,这案子再拖一年,天下汹汹,军机处肯定会来一道廷寄,转述密旨,告诫“以大局为重”,到时要杀张文祥,都是难事!

       2.此案如果硬要矫枉过正,形成旷日持久的“讼累”,一旦激出重大变故,江南地方受害,只会让爱岗敬业、公忠体国一辈子的马制台,九泉之下不安!请问袁大人,您这是爱护马制台,还是坑害马制台?

       总之譬喻百端,几拨有身份的说客,川流不息和袁保庆辩论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双拳难敌四手,精疲力竭,舌敝唇焦,一直折腾到三更。

       第二天一早,袁世凯就在卧室外禀报,说是又有“说客来访”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大怒,命袁世凯斜挎着他那支须臾不离身的“五连珠”英吉利快枪,在道台衙门前庭谢客,但凡说客,一律挡驾。

       折腾了好几天,终审还是印证了13岁袁世凯的神预判:按张文祥的口供定谳,张文祥“凌迟处死”,就此结案。

       当然有个插曲,因为“为了目的正义,被迫牺牲程序正义”,一世英名、铁面无私的郑敦谨很自责很受伤,哀叹“外惭清议,内疚神明”,居然连京城也不回,直接打退休报告回长沙养老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闻讯,大为诧异,连忙把郑敦谨接到总督府,嘘寒问暖:“小山兄(郑敦谨表字小山)圣眷优隆,老当益壮,肯定还有一番桑榆晚景,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意?”

       “早归早好。”郑敦谨黯然摇头,“名既裂矣,身败在即!归去,归去,岳麓山下,湘江岸边,白头弟兄,煮酒闲话,强过这千里奔波,审这无头命案!”

       话到这里,曾国藩也有点惭愧,便不再劝,翌日就派了一艘大号官船,床帐衾褥,洗漱器具,一律新置,又命10名心腹亲兵护送,作为对这位湖南老乡、著名法官的敬意。

       一个月后,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,已获批准,马新贻“再加恩厚葬,照阵亡例赐恤,并于南京建立专祠,供后人凭吊”。

       张文祥也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“凌迟处死”,曾国藩奉旨亲临监视。

       一等毅勇侯、武英殿大学士兼两江总督亲莅刑场,监视正法,这是前所未有的事,南京城里于是又多了不少谈资。

       马家后人的报复,也甚为酷烈,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,特意置办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钝刀,又给刽子手塞了10两银子的大红包,要求按律“鱼鳞剐”,要求钝刀子割肉,割足3600刀。

       刽子手感念“马制台是个造福百姓、清正廉洁的大大好官”,又收了马家大红包,自然一刀不少。

       那张文祥也是条铁骨铮铮汉子,剐得全身白骨森森,却致死不吭一声。让围观直播的人民群众,大呼过瘾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自然不看这血腥场面,回监斩棚内品茗,这时他的心腹幕僚、江苏臬司(政法委书记)梅启照,和他闲聊,说起此前袁保庆儿子袁世凯的“神预言”——“无非是把张文祥凌迟处死。至于涤相、郑钦差的委札,说得好,是敬重马制台、尊重老伯和家父;说得孬,不过是拿这委札,塞天下人悠悠之口”。

       因为“刺马案”,曾国藩被下属袁保庆拍过桌子,但没往心里去,除了早知袁保庆文武全才,也理解他的“冲冠一怒为旧主”,可没想到年仅13岁的袁世凯也如此犀利。
曾国藩闻言大惊,脱口骂道,“竖子狂悖,枭雄之态,一语毕现”,骂归骂,“竖子”在此时听起来,却很亲昵,明显嘉许大于责备。

       而梅启照这时转述袁世凯的“狂悖之言”,看似无心,其实很不厚道,显然在给袁保庆上眼药。

       好在曾国藩以“清慎诚勤”为座右铭,根本不以为悖,还是一如既往信任袁保庆,甚至私下说袁保庆“护旧主亦可称诚”,有心栽培他为“替手”团队成员——13岁袁世凯的“神预言”,看似忤逆狂悖,实则收“无心插柳”之功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有个拜兄弟叫吴长庆,原是李鸿章的四大金刚之一,1861年(咸丰十一年)配合主力攻克重镇三河,深得曾国藩赏识,自此独领一军,因吴长庆名字有个“庆”字,所部称“庆军”。

       “庆军”此后屡建奇功,卫上海、守庐江、克嘉兴诸城,吴长庆也累功升记名提督,驻扎南京,袁保庆与他公谊私交皆厚,让袁世凯喊他“庆叔”。

       “刺马案”尘埃落定,袁世凯的“神预言”加深了曾国藩对袁家父子的印象,反而对袁保庆恩抚有加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后来检阅驻苏部队时,打头阵的就是吴长庆的“庆军”,曾国藩特意叫上袁保庆和少年袁世凯作陪,以示恩宠。

       事实上,曾国藩身为“千古第一完人”,“中兴四大名臣”领袖,官场第一高级打工仔,之所以能办事、办大事,以百世勋名功业,誉满天下,一个重要的为官原则,就是他念兹在兹的“办大事者,以多选替手为第一”。

       “替手”不是替罪羊,而是助手、帮手,甚至是接班人、继承人,老话叫“你办事,我放心”。

       西谚有云“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”,古今中外,概莫能外,需知宦海浮沉,风云难测,维持“影响力”的根本,关键在人事根基。

       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,三观契合的“替手”团队越多、越强,不仅能办事、办大事,“影响力”还可以保几代。

       为了给大清这艘巨大破船续命,曾国藩呕心沥血,培养了一大批“你办事,我放心”的优质“替手”。

       当年李鸿章自入曾国藩幕府,由师徒而主宾,耳濡目染,焕然一新,但觉从前辅佐诸帅,茫无指归,曾师则如指路明灯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由幕僚而外放领兵,先是统带淮扬水师,安庆克复,奉师命筹练淮军,获曾国藩倾囊而授统兵之道、驭将之术。 

       练兵之初,李鸿章尚以为淮军无非湘军分支,日后方知,这实在是曾国藩为将来所设的绝妙“替手”。

       淮军之设,一则可广添兵源,补湘军兵力不足;二则可解上海之围,为湘军固守东南膏腴之地,作为“钱袋子”;三则可分湘军之势,为日益位高权重、忧谗畏讥的曾国藩稀释嫌疑;四则为曾国藩日后裁撤湘军、急流勇退预作退路。

       凡此种种,可谓深谋远虑,苦心孤诣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培养“替手”,也舍得花血本,1862年(同治元年)春节后,李鸿章奉师命筹练淮军,他最早的四大金刚,“树军”(张树声)、“铭军”(刘铭传)、“鼎军”(潘鼎新)、“庆军”(吴长庆),四支部队陆续开赴安庆集训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亲自召见各营将领谈话,亲为订立营制营规,还担心新建淮军兵力单薄,便抽调了8支主力部队,作为“嫁妆”,划拨给李鸿章的淮军,包括:“春字营”(张遇春)、“济字营”(李济元)、“开字营”(程学启)、“林字营”(滕嗣林、滕嗣武),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兵两营(韩正国、周良才)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就凭借这14营百战老兵起家,大杀四方,扶摇直上,从曾府幕僚,华丽转身,成为了曾国藩的重要替手、接班人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常谆谆教诲:湘军淮军,国藩鸿章,四位一体,荣辱与共,休戚相关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初次独掌兵权,挥师上海之前,曾国藩又耳提面命:“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”。有作为,才有地位;无作为,就无地位。胜仗方是硬道理,政绩才算升官符。枪杆子在手,笔杆子在胸,两杆子抓得稳、抓得紧,才能逢凶化吉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自此别树一帜,淮军集团亦与湘军集团并驾齐驱。

       未及两年,李鸿章已统兵近10万,官至江苏巡抚。投桃报李,乃以上海之膏腴,源源接济湘军之粮饷。克复苏州、常州之后,慈禧催促李鸿章合围南京。曾国荃(曾国藩四弟)攻城已年余,滴水穿石,即将见效,此时李鸿章岂能争功,遂勒兵不前。南京光复,洪杨荡平,论功行赏,李鸿章加太子少保、封一等肃毅伯,勋名差不多可与师父曾国藩比肩。

       继而曾国藩急流勇退,裁撤湘军,自解兵权,淮军集团遂成官军主力。

       1872年3月12日,曾国藩病殁南京,身后哀荣,前无古人,他禄位之高,勋业之隆,犹在其次,主要是他栽培的故吏门生,遍布海内。

       全天下的总督、巡抚,除了两广的瑞麟、云南的岑毓英,勉强算是和曾国藩渊源不深,其他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,要不当过曾国藩的幕僚、部属,要不就直接是他的学生,总归都是他的“替手”团队。首屈一指的,自然是他最喜欢的大徒弟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第一个来南京吊唁曾国藩,打前站的是他的警卫参谋、督标中军副将史济源,带来一副挽联,2000两银子赙仪。

       二公子曾纪泽遵曾国藩遗命,收下挽联,不受赙仪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写的那副挽联,上联是“师事三十年,火尽薪传,筑室忝为门生长”,意思是“我侍奉了我师父三十年,我师父把一身功夫,都火尽薪传教给了我,我师父这个堂口(筑室)拉起来,我就是传世掌门人”,毫不客气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居。

       下联却不是大徒弟的口气,“威震九万里,内安外攘,旷世难逢天下才”,是为天下苍生痛惜国家栋梁,客气归客气,却占了舍我其谁的宰相身分。

       不过李鸿章有能力有资格狂,他师父在世,他师父是内阁首揆,他师父一死,他就无缝对接,这一点从慈禧到恭王,也很服气。

       更难得的是,李鸿章完全学会了师父的套路,他成为曾氏“替手团队”领军人物不久,就在师父的大力扶持下,培养自己的李氏“替手团队”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培养的最牛逼“替手”,首屈一指当属袁世凯。

       前文说过,袁保庆和淮军名将吴长庆是拜把子兄弟,他自己也能干,配得上“清正廉洁,恪尽职守,克勤克俭,昼夜操劳”,本来前途似锦,曾国藩、李鸿章也都高看他一眼,谁知福薄,曾国藩病殁第二年,袁保庆也病死在了营务处总办、正三品江宁盐法道的任上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扶柩回籍,安葬了袁保庆后,跟着袁保恒、袁保龄两位叔叔读书。

       袁保恒“少随父袁甲三治军,谙练武事”,又给李鸿章当过十几年幕僚,1850年(道光三十年)中进士,翰林院编修,官至刑部侍郎,相对于今天的最高院副院长。

       袁保龄也算得上李鸿章干将,他早年因编纂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全书有功,赏二品顶戴,李鸿章却慧眼识珠,发现他更是一个难得的工程管理人才,赞他“诸习戎械,博通经济,才具勤敏”,任命他为旅顺港坞工程总办,身兼军政二职。

       在袁保龄主持下,包括挖掘坞基、修建码头、拓宽海口、疏通航道、购办机器,以及成立修船厂、机械局、建筑弹药库、炮台、医院、电报局等10多项特重大工程,均得以保质保量完工。当时受聘的德籍工程师善威先生,主张用青砖建坞,袁保龄认为必须用石料,双方争执4个月,终于按袁保龄指令用石料修坞,从而保证船坞历经百年,至今坚固如初。

       2013年,袁保龄主持筹建的旅顺大坞(现大连辽南船厂)建成130周年之际,著名雕塑家姜广祥,为“首任厂长”袁保龄塑像,该像现立于旅顺大坞厂史馆内。

       扯回来,袁保恒、袁保龄兄弟,对袁世凯管束甚严,袁世凯亦颇知自励,数年间读书大有长进。

       袁保龄曾说:世凯可堪造就,虽“文章尚不入门”,但已“竟是上中美材”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14岁作《感事》:“眼前龙虎斗不了,杀气直上干云霄。我欲向天张巨口,一口吞尽胡天骄。”

       15岁重游南京,作《怀古》:“我今独上雨花台,万古英雄付劫灰。谓是孙策破刘处,相传梅锅屯兵来。大江滚滚向东去,寸心郁郁何时开。只等毛羽一丰满,飞下九天拯鸿哀。”

       19岁作“不爱金钱不爱名,大权在手世人钦。千古英雄曹孟德,百年毁誉太史公。风云际会终有日,是非黑白不能明。长歌咏志登高阁,万里江山眼底横。”

       不吹不黑,袁世凯读书作文,最多就是及格,这些诗作的平仄音韵,不工对仗,不合格律,甚至有点粗俗,但好也好在粗犷雄肆,意气风发,恰似黄巢《不第后赋菊》“我花开后百花杀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,也和他13岁时写的“大野龙方蛰,中原鹿正肥”,一脉相承,正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急欲入世者,或者说超级枭雄的心急火燎的真实写照。

       心急火燎的袁世凯21岁时,盼来了为他败火的贵人。

       袁保庆的拜把子兄弟吴长庆,也就是袁世凯口口声声的“庆叔”,此时(1880年)已是一品顶戴的广东水师提督,全军移驻登州,帮办海防,是李鸿章麾下头等大将。

       吴长庆一是要用人,知道袁世凯这个“世侄”是人中龙凤;二是为报答当年和袁保庆的“公谊私交皆厚”,几次三番写信给袁世凯,“招其往军旅”。

       插一嘴,吴长庆的幕府中,除了袁世凯这个“武魁”枭雄,还囊括了张謇、周家禄等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士。

       特别是张謇,1894年(光绪廿年)中状元,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,“江苏五才子”之首。

       教员曾说: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,不能忘记张謇。

       2020年11月12日,最高领导人指出,张謇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,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,造福乡梓,影响深远,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在吴长庆的幕府中,“谦抑自下,颇知向学”,被李鸿章、吴长庆表扬“有造之士”,破格提拔为帮办营务处。

       这个官职让袁世凯很感慨,因为8年前的南京城里,他爹袁保庆在曾国藩手下,干的也是这个官职,当然他爹是一把手,是“营务处总办”,他只是班子成员,只是“帮办营务处”。

       1882年泡菜国发生“壬午军乱”,国王李熙他爹李昰应,利用军队哗变,抢了儿子的王位。

       因为泡菜国是大清的藩属国,慈禧下令批捕李昰应:“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,稳慎进扎,务将李昰应获致。”

       吴长庆于是率大军进入首尔郊外,23岁的袁世凯自告奋勇,带一支不足百人的敢死队,孤军深入首尔王宫。

       激战中,袁世凯身先士卒,弹无虚发,一枪一爆头,同时大呼,“缴械者生,顽抗者死”、“首恶必办,胁从不问,反戈一击有功”,袁世凯在击毙数十名为首叛军后,一举平息轰动一时的“壬午军乱”,李昰应也被抓到李鸿章直隶总督府所在的保定,接受审判。

       论功行赏,吴长庆赞袁世凯“争先攻剿,尤为奋勇”,颇有几分汉朝“孤胆英雄”班超,深入西域,击杀匈奴勇士的神武,呈报他首功。

       随即,在李鸿章的支持下,袁世凯以“帮办藩属国军务”身份,驻扎泡菜国,协助训练新军,开启了他练兵的先河。

       此后,袁世凯纵横捭阖泡菜国12年,实际左右李氏王朝政局,并数次与驻朝日(倭)军交手而不落下风。

       特别是1884年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,驻朝日(倭)军借机行动欲挟制王室之际,袁世凯击退日(倭)军,粉碎了倭国趁中法战争谋取泡菜国的企图,维系了大清在泡菜国的宗主权。

       25岁的袁世凯让李鸿章刮目相看,赞不绝口,也让倭国对袁世凯“憾之刺骨,百计排陷”,同僚吴兆有等人,也颇为嫉妒,攻击他“妄开边衅”、“擅挪军款”。

       袁世凯遂于1885年初归国,赋闲在家,以避攻讦,但李鸿章力排众议,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在保定软禁了3年的李昰应回国,11月又委派袁世凯为“驻扎泡菜国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,正三品大员,实际左右泡菜国政局,俨然太上皇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交给袁世凯的任务,是在“各国通商”、“友邦环伺”的严峻形式下,使泡菜国“明尊亲之义,定摇惑之志,内修政治,外联邦交”,具体就是①强化大清和泡菜的宗藩关系;②防止泡菜独立;③严防日俄的窥伺。

       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要干涉泡菜国的七七八八,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国王李熙。
李熙吓尿,于1888年初正式致函请求撤换袁世凯,调他回国。

       国内也不消停,就连李鸿章的女婿、张爱玲的爷爷、时任左副都御史(中纪委常务副书记)的张佩纶;和袁世凯同是吴长庆幕府中走出来的张謇,都攻讦袁世凯“侈然自大,虚骄尚气,久留泡菜,于大局无益”。

       关键时刻,李鸿章再次力挺,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,还于1890年春,给31岁的袁世凯手书:“血性忠诚,才识英敏,力持大局,独为其难”。

       长话短说,1901年11月,李鸿章病殁,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次年实授,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主要实力人物。

       史料记载,李鸿章临终前曾有“环顾宇内,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”的遗言。

       事实上,在李鸿章去世之后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,可以说是“非袁莫属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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